桃木剑是道教的一种法器，在中国传统习俗中也被认为有镇宅、纳福、辟邪、招财等作用。在制作上，通常取天然桃木，纯手工雕刻（现代为节约成本很多已使用机器雕刻）一般认为，桃者为五木之精，亦称仙木，故有辟邪镇宅的作用；桃木剑则因而具有了这方面的能力。
尽管桃木剑的信仰渊源，可以遥溯至先秦时期的桃与桃木崇拜，但其最终演变至桃木剑的具体形式，被人们广泛运用到信仰生活的日常，则当是筑基于道教法剑信仰的内涵之上，并紧随法剑信仰及中国思想变化的趋势，方才得以实现。
有关先秦秦汉时期的桃木崇拜，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中皆有所见。比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便有以“桃弓”“桃柄”“桃杖”“桃梗”等为驱鬼工具的记载：
人毋（无）故鬼攻之不已，是是刺鬼。以桃为弓，牡棘为矢，羽之鸡羽，见而射之，则已矣。
人毋（无）故而鬼取为膠，是是哀鬼，毋（无）家，与人为徒，令人色柏（白）然毋（无）气，喜契（洁）清，不饮食。以棘椎、桃秉（柄）以（敲）其心，则不来。
野兽若六畜逢人而言，是票（飘）风之气， （击）以桃丈（杖），绎（释） （屦）而投之，则已矣。
人毋（无）故而忧也，以桃更（梗）而敃（㨉）之，以癸日日入投之道，遽曰：“某免于忧矣。”
大祙（魅）恒入人室，不可止，以桃更（梗）（击）之，则止矣。
以桃木为驱鬼之神木，说明桃木已与人们的信仰世界发生紧密联系，并已构筑起桃木剑杀鬼驱邪功能的基本轮廓。另外《法苑珠林》卷四十五《白泽图》云：“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与人斗不休，为桃棘矢，羽以鵄羽以射之，狼鬼化为飘风，脱履捉之。”文中的“为桃棘矢，羽以鵄羽以射之”与秦简的“牡棘为矢，羽之鸡羽，见而射之”基本一致，可见该信仰传承之远。
敦煌残卷《白泽精怪图》局部
从传世文献考察，人们对桃木的崇拜还可追溯到更早。《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
这显示桃弧棘矢已被赋予与王权相匹的神性。刘安《淮南万毕术·埋石四隅家无鬼》则载：“取苍石七枚及桃枝七枚，以桃弧射之，……故无鬼殃。”此已与秦简所记相合。东汉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曰：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
虎与穷奇食鬼魅
同书《乱龙》又载：
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以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着之门阑。夫桃人，非荼、郁垒也；画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画效象，冀以御凶。
复案《汉书·王莽传下》：“又感汉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桃汤赭鞭鞭洒屋壁。”《荆楚岁时记》：“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也。”此可谓桃木驱鬼功能的进一步展开，亦为桃木神性至宗教信仰领域的进一步演化。有关此期桃木崇拜的文献资料，清人俞正燮曾有系统收集整理，查询便宜，此不再赘。
综观桃木信仰兴起的历史，如罗漫先生所指出：“几千年来，桃不仅以其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为延续我们的民族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同时也使我们民族的成员在从事各种斗争的时候，在心理上、精神上获得了强有力的保护和慰藉。”
“在（夸父逐日）这则史诗般的神话里，桃成了‘神圣的植物’，由史前的佳果升华为所有中国人共同视作吉祥、喜庆的极为重要的‘集体表象’（列维-布留尔）或‘原型意象’（archetype，荣格），成为拯救一个部落人的文化英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桃，从远古时代起，就和中国大地上的人民相遇，被赋予任何其他一种植物所不曾有的丰富内涵。”
在此基础上，刘乐贤先生进一步总结道：“桃在中国先是以其丰富的食用价值为古人所珍视，继而以其有效的药用价值为人信任乃至崇拜，而在某一次特大灾害中它成了救命之树，于是由于神话的传播而成了先民心目中的‘神圣的植物’。如此看来，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以桃为驱鬼却邪器物还只是桃的神力的一个侧面。在中国文化中桃是吉祥、喜庆的象征，自然也就成了鬼神、邪恶的天敌。”
正是在渊源有自且氛围浓烈的桃木崇拜文化基底上，在钢铁实体的道教法剑信仰日益受到朝廷猜忌、佛教攻讦与自我怀疑的情况下，道教法剑信仰不得不在其愈发狭窄的发展通道上，丢弃他们钢铁之剑的“尸体”，而将法剑信仰的宗教内涵与仪式功用灌注进桃木之中。
至此，桃木剑逐渐替代钢铁之剑，成为道教仪式中的重要法器。
